“官样学生”：变味的“接班人教育”

杨东平

          佩戴“五道杠”的湖北省13岁的男生黄艺博成为“官模官样”学生的标本。这位“全国百名优秀好少年”被“塑造”为两三岁看《新闻联播》，7岁读《人民日报》，胸有“吞吐宇宙的浩然大气”，“坚信中国雄踞东方，称霸世界，必将在我们这代实现”等等。这样的学生典型，我们其实并不陌生。毛泽东时代高度政治化的“接班人教育”，也是从小将学生区分为优秀者和普通者，管人者和被管者，对挑选出的“红色苗苗”实行定向培养；塑造的也是这样“胸怀祖国，放眼世界”，准备改天换地、解放全人类的红色后代。

       区别在于，60年代的“接班人教育”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，它的确造就了一大批不惜“抛头颅、撒鲜血”，以别人的意志为自己生命的“革命小将”，造就了文明毁弃的社会动乱和整整一代人的“蹉跎岁月”，他们在痛定思痛之后重新自我塑造和追求自我实现。那个特殊年代也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社会检验。经过十年动乱之后，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各类英才，恰恰不是文革前学校里圈定的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干部”，大多是不被学校教育所看好的边边角角的学生。

      时移世易，当年学校教育的模式沿用至今，尽管还在造就官样学生，其实质却大异。蒋方舟的清华反思是一个很好的注脚：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，“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，自诩主流，一百年不动摇、一百年不怀疑；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，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”“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说些‘主流价值观’的话，心想‘他们真相信这些，真可怕。’过了一会儿，又打了个寒战：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，那就更可怕了。’”类似地，在北京大学留学六年的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对“中国精英”深感困惑：他们“严重缺乏公共意识，能逃避的就逃避，能不服从就不服从。他们选择用一种狡猾的态度尽可能占体制的便宜，或者就是去外企，离权力越远越好。总之，对中国生活表现出非常冷漠、冷淡，甚至抛弃的态度。”（新京报2011-5-7）

     这种童言无忌般一针见血的观察，揭示了我们的“主流教育”、“接班人教育”已经变质。从小到大，官样学生模式化的响应和表现、乖巧和顺应，不过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，与国家前途、人类命运并不相干。我们推行政治教育的各种制度安排，基本是一种利诱机制：评三好学生、当学生干部、戴三道杠、五道杠，是为了升学加分；下乡支教则是为了免试读研和考公务员的优惠，等等。在理想主义和主流价值的包装下，是一颗算计的心，是明明白白的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。

     如果我们无法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、具有服务社会的公益心的有信仰的学生，那的确是一种教育的失败。可惜，对此主管部门似乎缺乏足够的认识，只看到培养“拔尖创新人才”的缺陷，而造就一代功利主义、机会主义的“官样学生”，其后果更为严重、更为可怕。如同三好学生制度一样，学生干部制度也应当废除；当然，更不应当给三好学生和学生干部加分。如果黄艺博撤除了“五道杠”的标签，能够不图私利、踏踏实实地为同学服务，那才是真正的“牛”。这就是我们需要倡导和建设的公民教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