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恩来与毛泽东：合作大于分歧

　　 毛泽东和周恩来，这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。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，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。 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（洪秀全、杨秀清），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（康有为、梁启超），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（孙中山、黄兴），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“南陈北李”（陈独秀、李大钊）等。

　　 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是主要的，另一个也起着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。 他们往往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，共同把事业推向前进。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，虽然没有“毛周”这样的提法，但两人的密切关系是有目共睹的。

　　 两人中，毛泽东当然起着主导的作用。 邓小平说，没有毛主席，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。

　　 同样，如果没有毛泽东，周恩来也不能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恩来。

　　 而对毛泽东来说，他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，这也是事实。 尼克松曾说：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，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。

　　 一般地讲，这话不无道理。

　　 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统筹全局，把握大的方向，拿大主意。

　　 周恩来更多地是周密细致地负责执行和落实。

　　 但这只是相对地说的。

　　 毛泽东并不是只拿大主意而对具体工作不过问。 相反，对他认为在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环节，他总是抓得很紧很细，一直抓到底，抓出结果来。

　　 而周恩来也决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。

　　 他同样是一个战略家，有着重大决策的能力。 毛泽东的重大决策，很多是周恩来共同参与商议的，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许多新的或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，需要果断地作出决策。

　　 没有这种能力，也谈不上成为一个好的执行者。

　　 毛泽东和周恩来1924年在广州相识并共事，到1976年相继逝世，前后超过半个世纪，跨度很长，中间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又太多。 研讨会组织者要求我把讨论的范围放在20世纪50年代，我想也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。

　　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般的政权更替，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大变革。 怎样建立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，没有任何书本理论或现成经验可以照搬。 中国有句老话：“万事开头难。 ”如果开局时有什么偏差，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，以后要纠正起来很困难。 毛泽东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。

　　 他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论联合政府》、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、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等一系列论著以及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、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，对新民主主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指导原则都作了系统的阐述。

　　 新中国成立前夜，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又明确提出应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，而不是建立联邦国家。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，担负起主持起草《共同纲领》这一历史重任。 为了起草《共同纲领》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“关”了一个星期左右，亲自执笔，写出全文，以后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和修改，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，最后经政协全体会议通过。

　　 这个《共同纲领》对新中国的国家性质、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、政权机关、军事制度、经济政策、文化教育政策、民族政策、外交政策，都以明确而概括的语言规定下来，并经过充分协商成为各党派、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民的共识，使新中国的起步在各方面都有章可循，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。

　　 新中国一成立，在国家政权中，毛泽东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，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；在共产党内，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，周恩来是五个书记之一，以后是副主席；在军队内，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，周恩来是副主席。 从各方面来说，毛泽东当然是拿大主意的人。

　　 他统筹全局，并且集中主要力量来抓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。

　　 周恩来是日理万机的当家人，国家哪一方面的重要事情都要管。 用薄一波的一句话来说：总理嘛，就是要总理一切。

　　 周恩来有几个别人难以相比的优点。 第一，在长达几十年的异常丰富的复杂经历中，他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熟悉，都拿得起来。

　　 这样的人才是很少有的。 1949年初，苏联的米高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，谈到新中国政府时说：你们不是有个现成的总理在那里吗？第二，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历来细致周到，办事入情入理，稳妥可靠，并且始终全身心地投入。 郭沫若曾这样赞叹他：“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。

　　 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，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，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，就好像永不疲劳。

　　 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，你看他似乎疲劳了，然而一和工作接触，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，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，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。 ”他短时间内所做的工作，别人往往要花很长时间也做不完。

　　 他工作时间之长，他精力充沛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，很少有人能同他比拟。

　　 第三，他连续近5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担任负责工作，对党的干部十分熟悉。 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，对党外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相知很深。 他待人诚恳、谦虚、宽厚，处处替别人着想，因此能得人心，能够团结方方面面的人为共同事业而奋斗。